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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恩溥傳之四:策動云南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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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策動云南起義


1949年3月,在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主席根據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后全國勝利的形勢,明確提出今后要用天津、北平、綏遠三種方式,解決殘余的100多萬國民黨軍隊。所謂天津方式,即“用戰斗去解決敵人”,這“仍然是我們首先必須注意和必須準備的”。所謂北平方式,即用和平的方法,將國民黨軍改編為人民解放軍。所謂綏遠方式,就是讓其原封不動或大體上不動,待條件成熟后,按照人民解放軍制度進行改編。在解放戰爭取得決定性勝利的新形勢下,后兩種方式解決問題的可能性增加了。為了爭取以綏遠方式解決云南問題,在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云南地下黨從各方面、各條戰線做了大量的爭取盧漢起義的工作。在此期間,安恩溥為爭取盧漢,策動云南起義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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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后,蔣介石便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的軍事口號,這個口號包括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企圖消滅紅軍,二是想要吃掉各省的地方勢力。抗戰全面爆發后,蔣介石次弟削弱了西南諸省中四川、康西、貴州三省的地方實力,唯有云南龍云,虎踞全滇,開富增源,養精畜銳,所有軍事、行政、財政、人事,都與蔣介石中央保持獨立或半獨立狀態,與蔣介石貌合神離,陽奉陰違,加上抗戰期間民主運動在昆明開展,使昆明有“民主堡壘”的稱號。對此,蔣介石甚感不安,決心從長打算,解決云南問題。
1945年10月,蔣介石趁滇軍人越受降之機,于3日發動倒龍政變,采用軍事突然襲擊的方式,改組云南地方政府,將龍云挾持到重慶,完成了多年來的宿愿。此后,蔣介石任命盧漢為云南省主席,并將滇軍調到東北參加內戰。
剛剛從重慶陸軍大學畢業出來的安恩溥一回到云南,就遇到蔣介石發動的云南政變。由于時局動蕩,不愿再參加打內戰的安恩溥便暫棲昆明,靜觀時局的變化。
抗日戰爭后期,昆明成了國民黨統治區著名的“民主堡壘”,這同龍云先生的支持和同情是分不開的。此時,安恩溥飽經人世滄桑,在思想上受到了民主思想的影響,在政見方面基本與龍云保持了一致。早在1943年安恩溥還在擔任六十軍軍長時,在與龍云關于時局的交談中,聽到龍云罵蔣介石獨夫,并知道龍云在政治上、經濟上支持民盟,贊揚民主人士。為了不至誤事,安恩溥曾委婉地對龍云說:“過去一貫擁蔣,現在反蔣,須有表示使部下知道是必要的;但是謀人而使人知者不智,隨時怒罵,給蔣介石知道了,反而會誤事。”
龍云被蔣介石軟禁重慶后,安恩溥不避嫌疑,常到重慶李子壩看望龍云。
1946年初,國民黨召開政協會議,中國共產黨代表在會議期間在堅持和平、民主和團結建國的大前提下,在和平建國綱領、國民大會等方面作了真誠無私的讓步,龍云贊佩不絕,尤其是對中國共產黨在“軍隊國家化”方面的讓步更是驚佩不以。龍云委托安恩溥請一個有軍事素養,又能寫作的人幫助他寫關于“軍隊國家化”的意見,并打算文章寫好后在新華報上發報,安恩溥便約馬逸飛到龍云李子壩住所。馬逸飛是中共地下黨員,曾被地下黨派到六十軍一八四師中工作,安恩溥與馬逸飛到龍云住所正好遇到監視龍云的特務裴存藩,此后,馬逸飛不愿再去龍云住所,沒有寫成這篇文章安恩溥深表遺憾。
盧漢上任云南省主席之初,云南財經方面的大問題,就是云南人民十多年來的血汗的積蓄(在海源寺后方的西華洞),被蔣介石派云南稅務局局長趙恩巨監管,云南不得過問,使云南財政受到蔣介石的嚴格控制,并凍結了云南外匯。1946年底,盧漢通過各種關系,啟封了西華洞,解除了蔣介石對云南外匯的凍結,并決定以全省人民的名義,用這些資產成立云南人民實業公司,由各縣派一個代表到昆明開會,并選出董事會、監事會。由于這份財產原來分別屬于云南企業局系統和經濟委員會系統,在人民企業公司籌備期間,各方面爭執激烈。為了起到制衡作用,1947年初,安恩溥應盧漢之約,與李炳垣、祿國藩一道去做各方面代表的工作,使選出來的董監能聽盧漢指揮,這樣盧漢對云南的財經得到了確實的掌握,對后來云南組織自衛,順利實現起義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7年,安恩溥參加了云南第一區立法委員會競選,當選為南京立法院立法委員。此時,龍云已被蔣介石挾持到南京繼續軟禁,安恩溥利用到南京開會之機,在南京長時間逗留,常到龍云住處,交換對時局的看法,并與龍云保持密切聯系。
1948年9月,盧漢在南京見到安恩溥,要求安恩溥回云南協助他的工作,并對安恩溥說:“莫在外頭混了,回去負點實際責任。”此時,云南民政廳長楊文清稱病辭職,盧漢通過反復考慮,決定并向蔣介石面呈,要求由安恩溥接替這一重要職務,得到了蔣介石的允許。
1948年12月8日,龍云逃脫蔣介石軟禁,到香港居住,安恩溥便從南京取道香港回昆明,并在香港拜見了龍云。見面中,多次商談了關于云南起義的問題,他們認為,蔣介石節節敗退,最后一定會退到云南頑抗,其結局是失敗后又逃到臺灣或外國。這樣一來,云南作為最后戰場,大家和老百姓的苦難不堪設想。并且等到云南解放,大家的罪惡賬就算不清了,唯一的辦法只有起義,才能救云南的老百姓,并救自己。
交談中他們認為盧漢到了現在,對這一點也可能有了清醒的認識了。龍云要安恩溥回云南告訴盧漢積極準備起義。要求安恩溥如果盧漢同意起義,安恩溥等人無論在朝在野,都要擁護他,協助他起義,而起義的時間愈早愈好,最好是在解放軍渡江之前,太遲了搞成馬后炮,就沒有什么政治意義了。龍云還表示負責在外面找共產黨的組織關系和與各黨派聯系。要求安恩溥起義前與四川鄧錫候、西康劉文輝加強聯系,爭取滇川康聯在一起,保證起義的成功。如果盧漢執迷不悟,大家還是要積極準備起義,云南忠義之士很多,只要團結一心,不要盧漢也干得起來。龍云還囑咐安恩溥要與云南各地世家以及滇黔、滇康邊境的世家,尤其是彝族的世家取得聯絡,發動他們參加起義。
安恩溥對當前的局勢作了認真分析,指出盧漢在當師長時就接近了進步人士,并且一向都是講求現實的,現在看到蔣介石大勢已去,不會無動于衷。他建議龍云寫一封對形勢進行透徹分析的信給自己帶到云南交給盧漢,勸勸他,他起義的可能性是大的。萬一盧漢不干,建議由龍繩武、龍繩祖(龍云之子)回去策動起義,因為他們年青,離開部隊的時間不長,對舊部的號召力強。安恩溥還分析了云南及周邊世家的情況,認為他們的武力,大多數是腐化成性的烏合之眾,只能在必要的時候作一定的利用,如果依靠他們,是成事不足而敗事有余的。
安恩溥離開香港的前夜,又與龍云進行徹夜長談,最后的結論是:(1)要盡量爭取盧漢起義,因為本錢在他手里。(2)安恩溥回云南后,要組織在朝在野的人都支持盧漢起義。(3)在外與共產黨和各黨派的聯系,由龍云完全負責。(4)起義時間最好定在解放軍橫渡長江之前。
次日,安恩溥乘飛機返昆明,飛機臨起飛前,龍云送來給盧漢等人的信和龍之荀(龍繩祖之妻)的信,安恩溥將信塞在鞋里帶回昆明。


(二)


安恩溥是接受龍云指示回昆明策動盧漢起義的第一人,他的主要任務是:(1)向盧漢轉達龍云對形勢的分析,希望盧漢認清形勢,準備起義。(2)明白告訴盧漢,如果他拒絕起義,龍云也要把起義搞起來。龍云要安恩溥盡快回答“盧漢究竟愿不愿起義”這個重要問題。
安恩溥到昆明后,把龍云的信交給盧漢,并如實轉達了龍云的意見。到1949年2月25日,盧漢才給龍云回信并提出三個方案:(1)盧漢自己稱病辭職,保安恩溥代理省主席,然后由龍云直接指揮安恩溥發動起義。(2)走馬換將,龍云回云南,盧漢到香港,由龍云自己發動起義。(3)如果要盧漢領導起義,要求龍云命令龍繩祖、萬保邦、龍奎垣等都要聽盧漢的話,否則云南的事情搞爛了,盧漢都不負責任。最后,龍云同意了盧漢的第三個方案。


1949年2月1日,安恩溥正式接替楊文清職務擔任云南省民政廳廳長。此時,民政廳負責吏治、積谷、救濟、禁毒、團務等方面的重要工作,業務繁多。為了保證云南起義從上到下順利實施,安恩溥通過反復思索,決定委任王鳳端為省民政廳主任秘書。王鳳端擔任過縣長、昭通地區專員,在云南政界有比較豐富的經歷,對各方面的工作和情況都比較熟悉,又與安恩溥在昭通共過事。安恩溥將民政廳的事務性的工作都委托王鳳端去辦理,自己則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協助盧漢準備起義和選派各縣縣長、整頓機構、培訓骨干等重要工作上。
安恩溥任省民政廳廳長后,便與省政府人事室、省保安司令部等聯系就原打算委任為各縣縣長、縣重要部門負責人的登記名冊進行研究,并與一些原準備委任為縣長的人選進行面談,發現原名冊中的人選存在不少問題,如有的只想當太平官,不愿冒險犯難;有的想趁當縣長之機大撈一把;有的得過且過,意志消沉;有的眼高手低,自命不凡,想出風頭,實際上是“做火鉤嫌長,做門杠嫌短”;有的強調本縣人做本縣事,為“趕門前街”要出任縣長。特別是普洱、緬寧兩區,為了思茅、鎮沅、瀾滄、佛海等縣長的人選問題,安恩溥約這兩區留昆人員談了幾次,意見都統一不起來。
為了保證此后云南起義的順利進行,安恩溥特別另外物色了一批原第一集團軍六十軍中較為清正兼潔的人員派到各縣當縣長,使他們屆時能聽從指揮,至少不反對起義。在這些人赴任之前,安恩溥都與他們進行了密談,諄諄告誡他們,蔣介石必定要垮臺,在其垮臺之前,他還企圖以西南為最后根據地,以云南為最后戰場,但,他終于是要失敗的,我們要反對蔣介石以云南為最后戰場,達到救云南和自救的目的。安恩溥還布置他們到任后,首先要認真整頓團隊和民團,將地方武裝切實掌握起來,站在人民方面,打擊土豪劣紳,對中央人員和中央軍盡力敷衍,盡量爭取與進步人士和朱家壁領導的滇桂黔邊游擊縱隊取得聯絡。
為了精簡機構,節約財政開支,1949年6月,云南省一些部門實行合署辦公,安恩溥與盧漢一道對云南省的機構進行了整頓,其主要成績有以下幾點。
(1)撤銷云南警務處。一年來,云南警務處處長都是由特務頭子擔任,這個處成為特務活動的基地。警務處撤銷后歸并到省民政廳,作為民政廳警務科,另設科長。
(2)撤銷在當時藏污納垢之所的社會處,其業務并歸民政廳社會科。
(3)裁并衛生處,歸民政廳設科,另設科長。
(4)由民政廳帶頭裁減科長以下1/3以上人員,隨后,在各機關裁汰冗員。
(5)更換昆明市公安局負責人,將原特務頭子之一王巍換去,以市長曾恕懷兼任,新增副局長李志正負責公安局的日常事務工作。
以上工作不僅裁汰了冗員,為十分吃緊的云南省財政節省了大量的經費開支,安恩溥還趁合并機構之機,協助盧漢趕走了一些原在要害部門掌握實權的特務頭子,安插了不少信得過的人到各機關掌握實權,這對云南民主運動和云南和平解放起到了一定作用。在后來“九九整肅”時,盧漢表面應付蔣介石,實際要保全被整肅人員,新調到市公安局的人員在這種復雜情況中起到了一定的好作用。


為了培訓干部,造輿論,做好思想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使云南上下認識一致,步調一致,安恩溥與盧漢研究后,成立了云南省訓團。省訓團由盧漢兼任團長,安恩溥兼任教訓長,總理團內一切訓練事務。到省訓團受訓的學員大部分是由當時云南的軍政機關保送的,一部分由具有大專學校畢業或具有同等學歷的青年,經過考試,擇優錄取的。省訓團共有學員400余名,編為行政、自治、財務三個班。行政班的學員畢業后擬派任為各縣縣長;自治班的學員畢業后,擬派任為各縣科長、局長、區長等職務;財政班的學員畢業后,擬派任為各縣財政科長、財政局長等職務。三個班又混編為三個中隊,由軍事大隊組織訓練軍事。
省訓團拋棄、否定了原來國民黨訓練干部的《力行叢書》、《中國之命運》等思想反動的教材,選取學員急需的知識,扼要講述經濟學、財政學、合作運動、政治學、農業、軍事等方面的課程。
每日升旗、朝會講話和個別談話、查閱學員日記是培訓團的主要課程。
每日的朝會講話是安恩溥的重要工作之一。他在朝會講話中,講述了自己在抗戰期間的見聞,抗戰勝利后云南人民負擔沉重,生活艱苦,掙扎在饑餓線上的實際情況。他的講話慷慨激昂,頗富感染力。在講到自己親眼目睹農民生活艱苦情況的實例時,他在臺上老淚縱橫,用手絹不斷揩拭,臺下的學員也十分感動。安恩溥在每天的講話中,都諄諄告誡學員,將來畢業工作后,一定要注意人民生活,要把改善人民生活,減輕人民負擔作為工作中最重要的任務來完成。
安恩溥和訓導組采取“導而弗牽”的辦法訓導學員,他們在訓導和對學員的談話、提問中內容廣泛,涉及古今中外,包括政治、經濟、軍事、哲學、社會實況,人民生活,紛繁龐雜,好象是沒有中心的大雜繪,也好象是散亂的珠子,但卻有一條紐帶將這些問題貫穿在一起,就是通過這些講述和提問,旁敲側擊地啟發學員對現實產生懷疑,進而否定現實,誘導他們尋求真理,自己思索解決現實生活中存在問題的辦法。
在談話中,他們與學員談抗日戰爭中南京保衛戰、淮海戰役的情況,提出在南京保衛戰中,唐生智為何不乘敵人未合圍時集中優勢兵力,擊敵弱點,以致坐失良機,讓敵合圍后倉皇逃潰?淮海戰役中,國民黨軍隊部署周密,裝備精良,但仍然失敗,用中國古代兵經《孫子兵法•計篇》的五事七計來衡量,是否戰爭的勝敗,最主要的還是決定于地、天、道、法、將的“道”,還是今民與上同的“道”?通過提問,以活的戰例,暗示學員,國民黨在軍事上的失敗,主要是由于他們禍國殃民,失去民心所致。
他們還通過講述世界上先進國家政黨相互合作給國家帶來的好處,北伐戰爭和抗日戰爭兩次國共合作取得的巨大成就,提出是否應該繼續貫徹執行孫中山先生“天下為公”的偉大思想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正確政策;為什么日本投降后,國共兩黨不能合作,愈合戰爭創傷,建設國家等問題,暗示學員北伐戰爭占領武漢后和抗日戰爭勝利后的國民黨,都背叛了孫中山的政治理想和三大政策,獨吞北伐和抗戰勝利果實,淪為獨裁的政權。通過昆明南屏街銀行多、美國小麥面粉及日用品充斥市場,提出民族工業發展前途等問題,暗示學員國民黨政權下的經濟已陷入全面崩潰。通過講述歷史上的興亡得失,啟發大家要明大體,愛國家、愛人民,除物質享受外,還要有理想和事業心,把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個人,先于個人。
在省訓團學員的課外活動中,安恩溥安排學員學習扭秧歌,唱《山那邊有個好地方》等歌曲。為了改變被訓導人員對勞動的看法,安恩溥還組織他們到昆明郊區普吉搞勞動,參加水庫建設,讓受訓人員參加體力勞動,這在省訓團還是第一次。
總之,安恩溥和省訓團的同仁們通過提問的形式,暗示學員國民黨反動派在軍事上的無能,以致禍國殃民;在政治上背叛孫中山先生的思想和政策,淪為獨裁專制;在經濟上全面崩潰,人民生活極端貧困,使學員自覺地對國民黨的所作所為產生懷疑和否定,引導他們尋求真理,達到擁護云南起義的目的,這是安恩溥在策動云南起義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面。


(三)


在安恩溥積極策動云南起義期間,國內局勢又發生了重大變化。
早在解放戰爭三大戰役進行期間和結束以后,國民黨統治集團在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的支持和策劃下,發動了一場和平攻勢,企圖利用和平談判的手段,達到“劃江而治”的目的,以便爭取喘息時間,保存殘余的反動勢力,然后伺機卷土重來。在國民黨反動派的失敗已成定局的情況下,為了迅速結束戰爭,實現真正的和平,減少人民的痛苦,1949年1月14日,根據中共中央決議,毛澤東主席發表了關于時局的聲明,提出以徹底消滅反動勢力為基礎的八項和談條件。同月31日,北平解放。3月26日,中共中央派出代表團,以周恩來為首席代表,于4月1日起在北平與國民黨政府代表團進行和平談判。經過半個月的磋商,中共代表團在盡可能地采納南京政府代表團提出的意見后,提出8條24款的《國內和平協定(最后修正案)》。以張治中為首席代表的南京國民黨政府代表團表示可以接受。20日,南京國民黨政府拒絕接受《國內和平協定(最后修正案)》,并要求先達成臨時停戰協定,就地停戰,自己揭穿了“呼吁和平”的假面具,國共和談破裂,21日凌晨,毛澤東主席向人民解放軍發布了向全國進軍的命令,此后,人民解放軍強渡長江,于4月23日占領了國民黨的首都南京。
消息傳到香港,龍云十分著急,認為云南不盡快起義,政治意義就不大了。為了促使云南早日起義,龍云又派人帶信到昆明催促來收拾也成困難問題。由于龍云在香港,對盧漢所處的困境不甚清楚,因此,在信中還告訴安恩溥,盧漢不可靠,要安恩溥不要受騙。
1949年3月,龍繩曾由香港回到云南。龍繩曾是龍云的三兒子,云南教導團畢業,曾在五十八軍擔任過團長,他的活動,主要是搞幫會,此時,招贅在拖車土司祿廷英家。龍云下臺后,龍繩曾也被蔣介石叫到南京進將官班。他到昆明后,到省訓團找安恩溥未遇,便離開了昆明,轉到昭通。后來,龍繩曾派拖車管家唐聲周對安恩溥說:“龍繩曾由香港回來時老主席告訴他,叫你莫受盧主席騙,要自己準備干起來。他到昆明沒有見著你,到昭通和安專員商量組織起來,最初擬組織云南人民革命軍,推你任司令,安純三任副總司令兼第二縱隊長,龍繩曾任第一縱隊長,以后隴承堯、龍奎垣他們也要編成縱隊,縱隊下可以編支隊、大隊。現在正在派人和各方面聯絡;會理的鄧貢廷家,我們是早有聯絡的,編三幾千條槍不成問題;威寧方面,安尊三他們也可以編三幾千條槍,我們計算,合起來萬把條槍不成問題,決定改編為西南人民革命軍。叫你不要再猶豫,負起責來,必要的時候接老主席回來主持。”
到底是按龍云的指示,與龍繩曾一道匆匆忙忙地干起來,還是相信盧漢,繼續與盧漢合作,策動起義,在十分復雜的情況下,這個問題對安恩溥來說,是一個重大的選擇。他在昭通任職多年,深知龍繩曾、龍奎垣、安尊三、隴承堯等地方豪強勢力的武裝組織成份十分復雜,如果一旦同他們聯手干起來,必然會將云南搞亂。經過深思熟慮之后,他選擇了相信盧漢,與盧漢一道,共同策動云南起義的正確做法,并在龍云和盧漢之間做了大量的工作,對云南和平起義順利實現起到了重要作用。
為了制止龍繩曾等人盲目行動,安恩溥委婉地對唐聲周說:“你們對聯絡的人有什么辦法管理?問你們要糧、要錢、要子彈,你們從哪點拿給他們?打起來的時候有什么把握使他們拼命?問題多著呢!至于龍繩曾拖車的力量,我在上海和龍繩曾講過,大凡自己有槍保家的人,要考慮為我抬槍的人槍口會不會向自己這個問題。我替安純三、龍繩曾想,最好是把自己現有的武裝力量搞好。如安純三,盧主席給了他兩個保安總隊,將近兩個團,還有十一個縣的團隊,現鐵可以煉鋼,糧有人出,錢和子彈有要處,認真的訓練好了用得成,就足以應付事變了。”要唐聲周轉告龍繩曾,“把現有的人槍好好整頓一下,好好的管理起來,”“主要是要把自己的搞好,對附近有力量的人的聯絡,只能講朋友,有事互相幫忙。真正有事的時候只是希望他們不要妨害自己,最多只能希望他們能吶喊助威,牽制一下敵人。”安恩溥告誡他們,“萬萬給不得名義,你們一給名義,他就要伸手向你們要東西,抬著名義招搖,壞起事來一點辦法也沒有。那時候龍繩曾反而壞了老主席(指龍云)的事,你們的責任也就大了。”安恩溥還對他們講:“我看不出盧主席那點騙我”,認為“老主席遠在香港,不了解實情,干著急”。
此后,安恩溥在給龍云的復函中用盧漢不買南京政府的賬,反三征,拒用銀元券,積極接近進步人士,并委任安純三(安恩溥胞弟)當專員,隴生文(安恩溥表弟)當旅長,對自己的工作放手等事實,證明盧漢不會騙自己。安恩溥在信中還指出,現在蔣介石在云南力量大,云南保安部隊數量質量都還成問題,現盧漢正在積極整訓。安恩溥認為龍云與盧漢兩人的心情正象在洪水中渡河時,岸上指揮的人和船上掌舵的人心情一樣,他們都希望能早點到達彼岸,但在岸上指揮的人心情迫切,希望越早越好,而船上掌舵的人心情沉重,因為他有負全船人性命的責任,因此,盧漢對龍云不是騙不騙的問題。安恩溥還在信中提請龍云注意:“找組織關系這個問題到現在還沒有辦法,盧已自己派人去找,我希望還是快快找來的好。”此后,龍云復函說:“華南局已指定姓李的在昆明和你們聯系。”日久不見,安恩溥又派人去催,回來傳達龍云的話說:“革命是各人自己的事,要毛澤東畫把刀給他們拿著才算數嗎?”最后,由譚文驤送來龍云的信,是一些提綱性的指示。
譚文驤是龍云之子龍繩曾從香港派回來的,安恩溥見他說話和行動都帶有嚴重的幫會口氣,怕他壞了起義大事,便報告盧漢派人將其暫時拘捕起來(后到云南起義才釋放)。
1949年5月,龍云夫人顧映秋從香港到昆明,安恩溥前去拜望,顧映秋問他盧漢的態度如何?并轉達龍云希望他們“早點行動起來”的意見,安恩溥對她講了盧漢的態度,認為盧漢“起義的成分是多了,但這不是小事”,要求顧映秋找盧漢妻子龍澤清多做些工作,促成盧漢起義。顧映秋在昆明期間,原龍云公館經理陳子良、副官嚴鼎等表示可以聯絡一些地方武裝搞起義,安恩溥勸阻顧映秋,指出他們聯絡的這些人情況十分復雜,將來沒有辦法管理駕馭,成事不足,敗事有余。對他們要從長遠考慮。


(四)


為了使在朝在野的人都擁護云南起義,安恩溥由香港到云南后,利用多種關系,與云南各個方面的人員進行聯系。
龍云在一次來信中說:“吳少默、唐用九、楊青田、張克誠、馬曜等五人,能說,能寫,能做,可以找他們幫助。”楊青田等人是昆明的地下黨員。安恩溥接到信后,便把信給盧漢看,商量后由安恩溥出面與他們聯系。
吳少默早年曾加入過中國共產黨,此時是昆明進步的民主人士。早在1927年盧漢任師長時,吳少默便擔任過該師政治部主任,其時安恩溥是師部參謀,便猜測他是共產黨員,后來國民黨清黨,吳少默離開云南。楊文清任省民政廳廳長,吳少默任秘書。安恩溥接任民政廳廳長,想留他繼續任秘書,但他以病堅辭。因為他是熟人,安恩溥便先打聽他的下落,結果在昆明張天放管理的木棉公司找到他。安恩溥與他商談了幾次,吳少默答應與安恩溥一道研究一些問題。此后,安恩溥在思想上以他為師,約他每周星期三、六夜間十點鐘后在盧漢家里輔導盧漢、安恩溥、龍澤匯等人學習歷史唯物主義等理論。又在省訓團輔導安恩溥和省訓團軍訓大隊長楊炳麟、訓導組組長王行呤學習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和延安整風中的重要講話。安恩溥在后來的回憶中說,吳少默對我們的學習很關心,以后不斷地給我們一些幫助。
安恩溥還去找在云南大學任教的馬曜,要請他到省訓團負責教導方面的工作,并協助策劃云南起義,但因中共云南地下黨省工委書記鄭伯克到滇西未回,未得到上級組織的批準,馬曜均婉辭不就。此外,安恩溥還與楊青田、唐用九聯系,并向楊青田請教了一些問題。
在一次來信中,龍云向安恩溥介紹昆明的楊維駿,說他思想進步,介紹他與安恩溥合作。此后,楊維駿又向安恩溥介紹了楊明、丁維鐸、楊伯文、莫漢文等人,并與安恩溥一道暢談當時的國內形勢,學習革命理論;幫助他做爭取盧漢起義的工作。安恩溥引他們與盧漢見面,與盧漢談形勢、談理想,指出“沒有中間路線,只有跟著共產黨走”。安恩溥還與他們一道商量,請他們出面參加了組織西南人民革命軍,協助做好隴生文保安旅中的下級軍官的工作,幫助尋找中共黨的組織和與“邊縱”聯系,安恩溥還介紹楊伯倫隨余建勛去與滇西北游擊隊聯絡。
萬保邦是龍云派回云南來搞起義工作的人員之一,他過去是滇軍重要將領之一,是安恩溥的老部下。1949年3月,萬保邦由香港回云南后,便轉達了龍云的意思,了解安恩溥爭取盧漢起義的進展情況。萬保邦表示回云南后,并不是要靠盧漢,對安恩溥說:“我們自己要有自己的辦法。”為了做到統一行動,過兩天,安恩溥便回訪萬保邦,告訴他說:“盧主席認為國民黨肯定要垮臺,共產黨肯定要成功,這一點是說得干脆的,但還沒有談到本省如何辦,盧漢如何打算。”并告訴萬保邦:“盧這個人很深沉,我們只有等待。”當萬保邦告訴安恩溥他要回屏邊組織“中國云南自衛軍”。安恩溥要他謹慎行事,怕行動過早暴露了起義的目的,并建議他還是一面和在開遠的國民黨二十六軍敷衍,一面暗中聯絡準備自己的力量,與各方面配合,同時行動為好。
安恩溥認為萬保邦是一個有能力的人,在文山、屏邊一帶原來也有些號召力,現在如能按盧漢的指示,借在屏邊協助剿匪之機,并與剛委派去的文山區專員羅廷標等人配合好,對云南的起義是會起到一定的作用,他若穩健一些,至少可以牽制蔣介石派到云南監視盧漢的嫡系部隊二十六軍。萬保邦離開昆明后,安恩溥把萬保邦的意圖告訴了盧漢。
為了防止萬保邦盲目行動,使他能等待盧漢作出決定再配合一致行動起來,安恩溥與楊維駿一再商量,請求他找幾個有政治頭腦的人去幫助萬保邦。最后,決定由莫漢文去作聯絡員。安恩溥寫了“凡是認為可以聯系的人,先要弄清人、槍確數和質量,進一步加以可能的整訓,作必要的掌握,待時機到來,得到省方的通知,然后配合各方面一起來干”的意見給莫漢文帶給萬保邦,并向莫漢文布置了具體的任務。
萬保邦不接受安恩溥的建議,自己組織自衛軍并向蒙自發起進攻,被蒙自保安隊和二十六軍擊潰。此后,安恩溥又向盧漢報告,并派人前去招撫萬保邦,要他接受教訓,重整旗鼓,待機而動,但因萬保邦一直東躲西藏,沒有聯系上。


在策動云南起義的期間,安恩溥還協助盧漢,做國民黨第八軍、第二十六軍的爭取工作和到川康與當地實力派劉文輝、鄧錫候聯絡的工作。
1948年下半年,中國人民解放軍以“席卷千軍如卷席”之勢,迅速攻占了大江南北。蔣介石見大勢已去,便企圖以云南為在大陸的最后反共基地進行負隅頑抗。為了實現這一戰略計劃,他便派遣自己的嫡系部隊二十六軍、第八軍先后進駐云南,加強在云南的軍事力量,并對盧漢進行監視。為了減少起義的阻力,安恩溥與盧漢商量后,派人到二十六軍、第八軍中去做工作。
1949年4月,安恩溥托時雨樓去做駐滇南——帶的二十六軍的工作。時雨樓到二十六軍后,直接在駐開遠、蒙自的營、連長一級軍官中開展工作。安恩溥還通過永達商行經理王燮和(昭通人,與安恩溥是世交)將活動經費半開銀幣9800余元陸續轉給時雨樓,作為在二十六軍中開展活動的必要開支。此后,二十六軍中的部分部隊起義,并拖到彌勒山區,為“邊縱”收編。
卓立是滇軍的高級將領之一,與安恩溥在滇軍中共事過多年,在抗日戰爭期間他們一起同甘苦,共患難,成了莫逆之交。1948年,卓立到南京陸軍大學任教官,安恩溥在南京任立法委員,曾經常往來。當淮海戰役接近尾聲,南京一片混亂時,他們在一起共同交談中,認為蔣介石政權大勢已去,應該另尋出路。1949年6月,卓立來到昆明,安恩溥通過試探后,知道卓立也迫切希望尋找新的出路。安恩溥讓他住進省訓團,準備讓他在云南綏靖公署、保安司令部等做點工作。
正在這時,國民黨第八軍軍長李彌電請盧漢轉請卓立去任第八軍參謀長,安恩溥將李彌的請求轉告卓立,卓立表示不愿重新自人火坑。安恩溥與盧漢商量,認為李彌部到云南,目的是明顯的,我們還要想辦法打人他的部隊,今天他要卓立去當參謀長,再好也沒有了。讓卓立在綏靖公署、保安司令部做點工作,比去李彌部那里的作用小得多。此后,安恩溥去向卓立做了細致的工作,卓立才答應到李彌部任參謀長。
安恩溥在離開香港前,龍云曾告訴他說:“劉文輝、鄧錫候我們是說過內話的。”為了爭取外部支持,與川康統一行動,1949年8月中旬,安恩溥與盧漢商量時,盧漢提出如果劉文輝在西康行動起來,對我們幫助很大,就是找不著適當的人去。由于卓立曾在四川部隊中工作過,與劉文輝較為熟悉,此時,卓立雖答應到李彌部任參謀長,但,尚未到職,仍住在省訓團里,安恩溥便推薦卓立前去,并認為他去是可以完成任務的。卓立完成與川康的聯系任務后,返回云南,又按安恩溥、盧漢的指示,到李彌部任職,并起到了一些好的作用。
此后,云南亥佳起義,盧漢即將起義電劉文輝,川康也在一天后先后起義。滇川康起義行動一致,這是大勢所趨,但也是盧漢、安恩溥與劉文輝、鄧錫候相互聯系的結果。
在策動云南起義期間,安恩溥還協助盧漢,積極與中共地下黨黨組織和“邊縱”聯系。
安恩溥離開香港時,龍云曾表示找共產黨和與民主黨派聯絡由他聯系。但直到長沙起義,龍云方面仍沒有結果。1949年7月,盧漢告訴安恩溥,龍澤匯找著華南局派來云南工作的張伯堅,安恩溥請吳少默去和他談了兩次話,后來發現張伯堅是特務,被盧漢將其逮捕。此后,安恩溥又協助盧漢,派林南園到香港找地下黨組織接頭。
長沙解放后,安恩溥按盧漢的指示,直截去找楊青田問起義的時機。一天,安恩溥借在樂群新村一個姓沈的醫生家打麻將之機跑到柿花橋楊青田家,轉達盧漢的意思。楊青田告訴他說,“這個問題大,等我和朋友商量一下,過天再告訴你。”安恩溥第二次去,楊青田對他說:“請你轉告盧主席,以大軍人黔為時期。”當時安恩溥推想,這樣重大的問題,盧漢派自己去問楊青田,他能這樣明確地回答自己,說明已找到了組織關系,但,這一問題他也不便向盧漢打聽,大家只是心照不宣而已。
1949年7月,安恩溥又按盧漢指示,去找宋一痕,請他到香港與地下黨組織聯系。后來,宋一痕到香港找到了華南局,通過華南局介紹到北京見著周恩來,周恩來高度評價云南起義的準備工作,并告誡他,須大軍由湘人黔,能夠支持時才能起義,最好不要輕舉妄動,以免云南地方糜爛,8月,宋一痕回來向盧漢轉達了周恩來的指示。
為了與“邊縱”取得聯系,盧漢與安恩溥商量后,由安恩溥出面請楊維駿、莫漢文等人多方聯絡,并送去無線電臺,聯系不止十余次,見到了“邊縱”主要領導之一余衛民,但,雙方沒有達成一個切實的協定,以至后來游擊隊還與隴生文、余建勛等部發生過流血事件,在昆明保衛戰中,也沒有很好的配合。


(五)


正當盧漢、安恩溥積極醞釀起義之際,龍云與黃紹竑等44人于8月13日在香港發表了《我們對于現階段中國革命的認識與主張》的聲明,明確表示脫離國民黨,歸向人民,痛斥了蔣介石禍國殃民的政策。次日,龍云在香港接見記者,再次闡述了自己的政治態度,他興高采烈,但卻過早地透露了云南起義的活動,甚至宣布“云南起義!”香港各報立即以大字標題刊登了“龍云策動云南正式起義”的消息,并說龍云派親信到云南活動。
解放戰爭后期,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中央統治集團妄圖利用云南地處邊陲,有國際通道的條件,依靠帝國主義的支持,把云南作為大陸上最后的反共基地。蔣介石看到龍云派親信策動云南起義的報導后,十分震驚,代總統李宗仁也深感不安。李宗仁在廣州召開緊急會議,提出要武力改組云南省政府,下令桂系部隊人滇鎮懾。蔣介石也親自由臺灣經廣州到達重慶,決心要解決云南問題。這一切,給盧漢、安恩溥等準備起義的人造成了很大的壓力。盧漢擔心云南自身的力量不足,解放軍距離又遠,萬一真的打了起來,地方就會遭到糜爛。他左思右想,無可奈何,只得多方設法,請西南軍政長官張群在蔣介石面前說好話。蔣介石接受了張群的建議,不同意行政院改組云南省政府的決定,并派國民黨陸軍副總參謀長肖毅肅到昆明督察。
蔣介石從臺灣趕到重慶后,意欲召盧漢到重慶面談,想做盧漢的工作,通過盧漢,控制云南。盧漢推故未去,蔣介石又先后派俞濟時、肖毅肅來解說催促,后又派蔣經國到昆明,說若有必要,盧漢去渝期間,蔣經國可以在昆明多住幾天,有留作人質之意。8月29日,張群打電話給楊適生轉致盧漢,勸盧漢到重慶,并說不去重慶后果是很不好的,蔣介石已決定除第八軍、二十六軍外,又加派兩個軍,60架飛機解決云南。
盧漢該不該去重慶?當時在昆明形成兩派,一派主張去,一派主張不去。安恩溥、龔自知是主張不去的,他們擔心盧漢去重慶面見蔣介石后,有改變起義初衷的可能,另一方面,他們認為盧漢此去,吉兇未卜,如被扣留,另改組云南省政府,這樣,形勢就會出現逆轉,云南起義就會出現很大的周折。
安恩溥、龔自知的主張與中共云南地下黨省工委主張是吻合的。據云南省工委書記鄭伯克在1991年的《爭取云南地方實力派起義》一文中說:“1949年8月下旬,蔣介石從臺灣飛抵重慶,召見盧漢。楊青田反映這個情況。我們研究后認為,現在盧漢還有些動搖,如去重慶,接受了蔣介石的條件,返滇后將血腥鎮壓人民,大逮捕。也要估計到蔣介石對盧漢既想拉他又不信任他,也有被扣留,另改組云南省政府,委派其嫡系來掌握,以便垂死掙扎的可能。不論哪種可能,對云南人民都不利,以爭取不去為好。”
楊適生將張群的電話轉告盧漢后,盧漢派省府秘書長朱東麗、省府委員楊文清作代表到重慶。楊文清到重慶,時值李彌及其參謀長卓立也到重慶,交談中,李彌說:“是誰人主張盧漢先生不要去渝?真是把盧漢先生害死了!我以為你就是要搞什么,也來后再說。”楊文清說:“是呀!政治問題,是有一些曲折的行動,如安恩溥只是一個軍人,不懂政治,只會直杠杠的干。“這等于將安恩溥不主張盧漢赴渝面見蔣介石告訴了李彌。李彌是蔣介石的心腹,卓立認為這無異在蔣介石面前控告安恩溥,回滇后即將此事轉告安恩溥,要他多加注意。
盧漢在去重慶前多次召集安恩溥、龔自知、朱東麗、楊文清、龍澤匯、繆嘉銘、馬鎂、林南園到家中討論他去不去重慶的問題。朱東麗、楊文清與安恩溥、龔自知爭論十分激烈。朱東麗認為,如果不去,比打通電反蔣歷害。安恩溥針鋒相對地回答他:“去了比打通電擁護內戰厲害,必大失人心。”楊文清說:“蔣總裁很誠懇,而且張長官等都說作硬擔保,無須過慮。”龔自知反駁他說:“盧漢因是國家邊疆大吏,一年以來,反三征,拒用銀元券,截留國稅,這只差插一桿反旗,去是兇多吉少。”
在蔣介石重兵壓境的情況下,盧漢通過反復思考,于9月4日在會上決定同朱東麗一道到重慶面見蔣介石,留楊文清在省政府負責日常事務,又與安恩溥、龍澤匯、楊文清約定,去后天天有電報,單日落“盧”字,雙日落“漢”字,落“盧漢”就是假電報,或者沒有電報,就是惡化了,你們就干起來。盧漢還命朱東麗當即寫了兩道命令,一道命令的內容是:本主席因公出省,主席職務由民政廳安恩溥代行代拆,署名云南省主席盧漢;一道的內容是:本主任因公離省,在離職期間,如遇緊急事變,保安各旅及地方武裝統由安廳長統一指揮,署名為主任盧漢。盧漢蓋了章后親手交給安恩溥。安恩溥接了兩道命令后,心情十分緊張,又與龔自知一道,勸阻盧漢。一直到5日凌晨1時,盧漢表示再考慮,大家才離開。
5日清晨7時,安恩溥便到盧漢家,聽說盧漢已經帶著很多行李走了。聽到這個消息后,安恩溥十分失望,垂頭喪氣地來到省訓團。此時,他思緒萬千,對盧漢此去的結果作了各種揣測。他最擔心出現以下兩種情況:一是怕盧漢一去不返,如他過去回龍云信中第一條中所說,讓安恩溥當省主席,率領云南起義。他覺得此時云南政治由楊文清負責,軍隊由龍澤匯掌握,自己無法控制整個局面,無法完成如此重大的任務。另一個是怕盧漢回云南后,從此作180’的大轉彎,反過去擁蔣。他認為盧漢做事是留有余地的,過去曾利用李宗仁與蔣介石的矛盾,于1949年李宗仁上臺后,曾請因走蔣經國路線而被人稱為“太子派”的云南教育廳廳長王政送信到溪口給蔣介石,信的主要內容是:“我向來不佩服李宗仁,他來代理總統,我怎么服從他,所以我現在的一些做法就是反對他,希望總統早日復職,我們一本初衷,忠誠不貳地擁護總統,黨國才有前途。”安恩溥認為這是一招很有深意的閑棋,給后來留了許多地步。而越南調兵時,蔣介石稱盧漢是模范軍人,宋美齡也一向稱贊他忠勇誠樸的相貌,為中央軍將領中所無,幾年來,又與張群勾結得很緊。因此,盧漢轉而擁蔣是有可能的。
以上兩種情況,無論出現哪一種,不僅會給云南的起義帶來很大的挫折,也會把自己推向危險的處境。
正在這時,卓立進來了。卓立問他盧漢去重慶的用意何在,安恩溥便將他們在一起開會的爭論告訴卓立,并向卓立出示盧漢寫給他的兩道命令,向卓立征求意見,如盧漢不回來,如何辦?卓立回答他:“當然照他所囑動起來,要緊的是積極準備。”
此后,安恩溥約卓立、隴生文到家中商量下步行動,安恩溥決定如果盧漢回來后出現180‘的大轉彎擁護蔣介石,便把隴生文旅拉到滇西,運用尹集生團爭取余建勛全部的合作,堅決沿著起義的道路走下去。在到滇西去的期間,請周鐘岳出面維持昆明秩序,并接龍云回滇主持大計。但,如果脫離盧漢、龍澤匯,隴生文也只能保證帶出一半的人員,這使安恩溥更感到棘手。
安恩溥在云南憂心忡忡,坐立不安之際,蔣介石在重慶招見了盧漢,正如盧漢自己所說,他從來沒有被人問倒過,此次去見蔣介石,他連要說的話都早已想過了千百遍,作了充分的準備。萬不料蔣介石一見到他,第一句話就出乎意料地問道:“安恩溥那樣的壞人,你為什么還不處理?”盧漢相當局促,停了一下才答復他,安恩溥與龍云歷史關系雖久,矛盾也深,過去就是受不了龍繩武的氣,才丟掉軍長不干,來重慶人陸軍大學學習的。此后,他們的談話才轉到別的問題上,并達成了協議,其主要內容是蔣介石拔給盧漢銀元一百萬元,準許盧漢編兩個甲種加強軍;現云南、將來云南的部隊(包括空軍)統歸盧漢指揮;盧漢承認一本初衷,一切服從蔣介石,擁蔣反共;即時實行“整肅”,逮捕他們認為有反對內戰言行的民意機構、學校、報刊、社會人士以及學生、工人、政府干部;積極組織“圍剿”邊縱;部分改組省政府。蔣介石始終沒有忘記安恩溥,在送盧漢走時,又再一次告誡盧漢:“對安恩溥要處理。”并將安恩溥列為了整肅的重點對象之一。
7日下午,盧漢安全返回昆明,當晚,安恩溥單獨去見盧漢,盧漢便把蔣介石特別注意他的情況告訴了他。安恩溥聽了后,要求交代本兼各職聽候處理,盧漢安慰他,叫他不要理會,各人照常工作。
盧漢從重慶回到云南后,跟著他來昆明的是國民黨國防部保密局局長毛人風、西南區區長徐遠舉為首的一大批國民黨特務。在蔣介石的被迫下,9月9日,盧漢宣布解散云南省參議會。當晚,大批軍警在特務的率領下,逮捕了400余人。國民黨特務想借刀殺人,將盧漢推到人民的對立面,竟然判處200余人的死刑,使昆明陷人白色恐怖之中。
盧漢雖迫不得已進行整肅,但他事先便秘密通知被列為重點整肅對象的楊青田等人速速隱蔽,并通過民主人士劉淑清把即將整肅的消息告知地下黨員唐用九,使中共地下黨昆明市委能事先采取各種應變措施,作好準備。此后,中共地下黨昆明市委又根據中共中央的一貫指示精神,在嚴峻的形勢下,對盧漢采取又斗爭又爭取的方針,并通過宋一痕向盧漢指出其結果,使盧漢對被特務判處死刑的人,X.I~2要“慎重”為名,不予執行,并用各種辦法應付毛人風,對被捕人員加以保護。
“九九整肅”開始后,安恩溥因自己是整肅對象,便書面呈請辭去本兼各職,聽候處理。
在開展“整肅”的同時,蔣介石又派國防部總參謀次長肖毅肅到昆明督促、部署“圍剿”云南人民武裝,盧漢密令龍澤匯把蔣系中央軍在滇東南、滇東、滇南等地的一些軍事行動告知中國人民解放軍滇桂黔邊縱隊領導人朱家壁。
見盧漢對“整肅”、“圍剿”人民武裝和對自己的態度,安恩溥明白盧漢并沒有如事前推想的那樣來了個180’的大轉彎,寫了辭職報告之后,便留在昆明靜觀事變。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人民解放軍繼續勝利進軍。為了迅速解決云南問題,以西南為基地進行負隅頑抗,10月初,蔣介石下令軍統云南站站長沈醉暗殺安恩溥,沈醉已布置好兇手,并用重金收買了安恩溥的司機,準備行動,幸好安恩溥已有所警覺,加上肖本毅出面制止沈醉的暗殺行動。肖本毅是四川人,云南講武堂十四期畢業,與安恩溥有同學之誼。蔣介石派他到云南督促“圍剿”人民武裝的同時,要他監督、爭取盧漢。在沈醉奉命要暗殺安恩溥時,他制止沈醉說:“安恩溥與盧漢的關系與一般不同,要我做盧漢的工作,殺安恩溥就是逼反盧漢,教我怎樣做工作?”肖,本毅還派車將安恩溥和龍澤匯接去談了一夜,要安恩溥變擁龍為擁盧。安恩溥敷衍他說,過去我跟著龍主席混飯吃,現在跟著盧主席混飯吃,說穿了,我是擁我自己。
此時,為了粉碎蔣介石步步緊逼,控制云南,使云南成反動殘余在西南負隅頑抗的基地的陰謀,中共滇桂黔邊區黨委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在揭露和反對盧漢執行蔣介石反動命令的同時,進一步開展爭取的工作,并在各游擊區內開展反“圍剿”的斗爭;解放軍總部也派人向盧漢介紹北平和平解放的經過,用具體事例說明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消除盧漢的一些顧慮,盧漢已表示愿意起義。
安恩溥處境危險,盧漢叫他搬到自己家中去住,安恩溥考慮到盧漢家中有特務,若搬過去,反而加重了盧漢應付蔣介石等人的困難,委婉地拒絕盧漢的好意,要求搬到五華山大營門外的幾間小房子里居住,并請盧漢告訴警衛營架一部電話,籍大營門衛兵保護自己。同時又提出在這種情況下,卸職的事不能再拖了,非交不可;到10月底才奉準將民政廳交與朱麗東,省訓團交與馬鎂。
人民解放軍繼續南進,在湖南衡陽至邵陽一線殲滅國民黨白崇禧部四萬七千余人,解放廣州,在廣州西南又殲滅國民黨余漢謀部四萬余人,步步向廣東、四川進逼。在全國即將解放的大好形勢下,交卸了職務的安恩溥感到繼續留在昆明不利工作,打算到昭通,但考慮到昭通是個死角,其弟安純三部原來的一個團的兵力質量差,童登文團系李彌舊部不可靠,又有龍繩曾、龍奎垣等與自己矛盾重重,到昭通后不好活動,于是改變主意,決定去滇西。在尹集生團隱匿起來,在余建勛部開展策動起義的工作。臨走之前,他又去拜望盧漢,盧漢告訴他這幾天情況很緊,蔣介石要把政府機關搬到云南來,如果壓得太緊,不能再拖,只好干起來再說。并吩咐安恩溥不必要時少來見面,以免引起特務的注意,惹來麻煩,到時候會叫人來找他。安恩溥見盧漢還是一本初衷的要起義,便在昆明留了下來,繼續協助盧漢開展策動起義的工作。


(六)


11月,人民解放軍進軍西南,于15日解放貴陽,30日解放重慶。月底,人民解放軍野戰軍已接近云南,12月4日,解放南寧。在人民解放軍節節勝利前進之際,蔣介石已由臺灣到重慶、成都,準備立即把國防部、陸軍總部等軍事首腦機關遷入昆明,搶先控制云南。如果蔣介石的計劃實現,云南起義的可能性就將喪失。形勢緊迫,盧漢當機立斷,決定立即起義。
12月9日拂曉,龍澤匯開車接安恩溥到五華山研究起義事宜。本日下午,張群到昆明,盧漢便趁機以張群到昆為名,召集在昆蔣介石集團主要軍事、特務頭目李彌、余程萬、李楚藩、石補天、沈醉等人于傍晚20時到盧公館開會,將其扣留。22時,實行戒嚴,并正式通電起義。
云南起義后,廢除了舊的一切軍政機構,成立云南臨時軍政委員會,下設軍務處、行政處、財務處、文教處、公安處,作為暫時的過渡性機構。安恩溥任臨時軍政委員會委員、行政處長。
在大變革的過渡時期中,行政處的工作也相當緊張,特別是政權問題,但,安恩溥并沒有五日京兆的臨時思想,而是夙興夜昧地勤理政務。按臨時軍政委員會的意旨,各縣政權要等待統一安排,由上而下的正式辦理移交手續。為了避免發生意外,安恩溥與云南地下黨取得聯系,由他們出面去做工作,貫徹黨中央“維持現狀,聽候大軍人滇接管”的指示。
云南起義后,一些地方上的實力派錯誤地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這場偉大革命視為與過去的政權更替一樣,在響應起義后,認為自己理所當然應繼續在地方掌權,甚至電告省臨時軍政委員會行政處,索取新的縣印。有的地方上的實力派為了爭奪權力,發生械斗,在地方上引起混亂。典型的如安恩溥的家鄉鎮雄縣,1949年12月9日盧漢起義后,鎮雄縣長隴均府及鎮彝威剿匪指揮官隴承堯二人先后響應,并分別發出起義通告。隴承堯置云南臨時軍政委員會14日“地方部隊駐扎原地,聽候人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收編,各專員縣長在職責范圍內各守崗位,聽候人民政府處理”的電令于不顧,為了趁亂排擠鎮雄縣長隴均府,總攬鎮雄軍政大權,便趁隴均府不在縣城之機,與指揮部的參謀主任熊啟嵩一道組織鎮雄臨時政務委員會,將民團召人縣城,重新委派各鄉鎮鄉鎮長,與原縣政府、各鄉鎮鄉鎮長勢如水火,并調動武裝,相互械斗,使城鄉秩序極度紊亂。
安恩溥聞訊后,當即電安純三,要他告誡隴承堯、隴均府“各守崗位,化除私見,并合力維持地方治安,聽候人民解放軍之接收,勿再有特殊實力威逼之舉動。”
但隴承堯一意孤行,不但不思悔改,反而變本加厲地向云南臨時軍政委員會索取鎮雄新政府的大印。17日,安恩溥又電鎮雄,告誡隴承堯,“解放大業,與過去政變迥然不同,自稱名號,索取縣印,后果不堪設想”,要他遵照“一二九”通電的四項原則,與隴均府“協力合作,各守崗位,維持地方,以免將來作為清算之目標”。與此同時,又電告隴均府,不要將縣政府移交給隴承堯,要等候新政府來再作移交。隴承堯接電后,仍然置之不理,與熊啟嵩一道,將隴均府拒于城外。安恩溥又電告隴承堯,并未委派熊啟嵩為鎮雄縣長,要隴承堯速通知隴均府回縣城辦理一切政務,做好交接的準備工作。又嚴斥熊啟嵩,命令撤銷鎮雄臨時政務委員會。同時,指示昭通專員安純三派人到鎮雄調解,將隴均府調離鎮雄,此后的移交手續由縣政府秘書鄭德貽代辦。
通過安恩溥的反復告誡和多方做工作后,到1950年1月中旬,鎮雄局勢才逐步穩定下來,沒有造成大的亂子。
安恩溥等人的多方調停和努力工作,為穩定云南的大局,使云南的各級政權和平接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起義到接管的過渡時期中,少數地方豪強想趁混亂時期大撈一把的目的始終沒有達到。
安恩溥在積極做好政務工作的同時,還參加了昆明保衛戰防務的研究,為昆明保衛戰出謀劃策。
昆明保衛戰結束后,安恩溥又參加了組織歡迎人民解放軍到昆明的工作,擔任云南歡迎人民解放軍蒞昆大會籌備會主席團成員,到春節前將此項工作準備就緒。
在打退了進攻昆明之敵,迎軍工作大體就緒,解放軍大部隊到昆明之際,安恩溥感到特別輕松。在盧漢舉辦的一次慰勞過去,鼓勵將來的會餐會上,他與一群進步學生一道唱起了《團結就是力量》的進步歌曲。此時,年近花甲的安恩溥回顧往事,思緒萬千,心潮起伏。他知道,新中國的成立,決不是簡單的改朝換代,而是天翻地覆的大事,從此,中國將進入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他決心在今后要認真改造自己,脫胎換骨,很好地為人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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